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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科学文艺创作的反思

文章来源:科普研究 作者: 金涛 发布时间:2016-11-20 13:20

        如果从1962年发表科学童话《沙漠里的战斗》算起,我涉足科学文艺的创作,论时间也不短了。然而,我的创作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我自己一直都很不满意。这次受邀谈谈自己的创作,仅限于谈谈本人从事科学文艺创作的得与失,也算是对自己几十年创作的一点并不全面也很肤浅的反思吧。
 
        一
 
        几年前,我在一篇名为《沙漠与冰原的回忆》的短文里,谈到自己走过的路时,这样写道:
        我跋涉在荒凉的沙漠之上……
        月牙形的沙丘像故乡的丘陵一样温柔地起伏,绵延不断,与远方的地平线衔接。寥廓的天穹分外深邃,蓝天白云,令人遐想。走在松软的沙丘上面非常吃力,胶鞋里很快灌满了细细的沙子,索性脱了鞋,光着脚往上爬。太阳越升越高,脸上和身上的汗水不停地流淌,不一会儿又蒸发干了。沙丘上没有一星半点绿色,只是不时看见土灰色的蜥蜴机警地窜了出来,眨眼间又不见踪影。
        当我登上沙丘顶巅,往下一看,不禁欣喜若狂地叫喊起来。
        在沙丘之间的低洼地里,出现了密丛丛的一片芦苇,绿得叫人心醉。在地理学上这叫丘间低地。由于地势低,积存了雨水和地下水,于是在干旱的沙漠里,这里不仅有植物,还有密密麻麻的褐色青蛙和小蝌蚪,它们正在享受生命的快乐。
        有时,前方是个碧波荡漾的湖,湖水映着蓝天,像一块晶莹剔透的翡翠,很美很美。然而,当我欣喜若狂地跑到湖边,不禁十分失望。因为哪怕嗓子干得冒烟,也不敢喝上一口湖水,湖里也不见鱼虾的踪影。那是苦涩的盐湖,没有生命的一潭死水。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20世纪60年代,我还在读大学,前后三年炎热的夏天,我在毛乌素沙漠参加科学考察——沙漠考察是我所学的专业野外实习的内容。对我来说,沙漠无比新奇,我目睹了沙漠的壮观景色,也目睹了为争夺生存空间,人与沙漠的生死较量。沙漠是无情的,它像猛兽一样,侵吞农田、草场,逼得人们背井离乡。于是,农民、牧民想尽办法防沙固沙,而那些耐旱的、生命力最顽强的沙生植物,像柽柳、沙蒿、柠条,就成为抵御风沙的先头部队。在沙漠边缘,在土黄色的农舍附近,农牧民在沙漠中种上了沙蒿、柽柳和柠条,筑起了一道道绿色屏障。它们勇敢地抵挡风沙,用自己的身躯保护着农田、草场和孤岛般的小村庄。
        当我回到北京,好久好久,那沙漠中的种种难忘的景象不时浮现在眼前。有一天,我突然萌发了写作的念头,大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创作冲动吧。我没有受过文学训练,也不懂写作规律,只是想把人与沙漠的斗争编成一个故事,于是就凭着想象编了一个科学童话。
        正是在资深编辑詹以勤的指导和帮助下,我的这篇很不成熟的习作,终于在《中国少年报》以整版发表,题目是《沙漠里的战斗》。后来还收入到一些童话集子里,译成少数民族文字。
        当然,这篇文章微不足道,只不过它是我写给孩子们看的第一个科学童话,印象特别深罢了。
        《沙漠里的战斗》的创作也使我体会到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源泉,即便是给青少年写的童话和科普作品,也需要从生活中、从大自然中吸取营养和素材。热爱大自然,永远向大自然学习,对我而言是终身受益的启示。
        我后来也发表了几部科学童话作品。总的来说,童话的创作在科学文艺中是比较特殊的,由于读者是小孩子,写童话首先要有“童心”。你讲的故事,故事中包含的科学常识都应该从儿童的理解出发,说得文雅一点,要注重从儿童的视角出发,才能够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比如我的一篇中长篇科学童话《大海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是讲地球上水资源和水的循环问题,这是个相对枯燥的科学话题,怎样才能引起小读者的兴趣,在内容设计和情节安排上,如何抓住小读者,这是颇费头脑的。
        当年是这样设想的:整个故事设定为大海妈妈过生日这天,她的儿女们不管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要赶回家来看望他们的妈妈,庆贺一番。这个情节对于小读者来说是熟悉的,也很亲切,谁没有过过生日呀!
        故事由此展开,顺理成章带来一个问题:谁是大海妈妈的儿女?于是我们的故事中一个个角色就会纷纷登场:大江大河、湖泊、地下水、温泉、沼泽、雨、雾、冰雹、冰山……这些都是大海妈妈的儿女。
        这篇童话对地球上的水循环作了形象直观的介绍,对于各种水的存在形式,特别是水与人类的关系,都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也提出当今社会对水体的污染和淡水危机问题。总体来说,它的有些内容是新颖的。但它的不足之处,依现在看来,至少有两点:一是知识的容量过大,孩子们消化不了。应该精简一些内容。二是表述手法比较单一、陈旧、缺乏变化。这也是犯了过分强调知识性、忽略了趣味性的通病。我的这篇科学童话也犯了这个毛病。
 
        二
 
        谈到科学文艺的创作,似乎不能不提科幻小说。尽管在如何界定科幻小说的问题上,理论家们很早就存在分歧和争论,但是如果不是抱有偏见,大概谁也无法否认,在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完全是几代中国科幻作家努力的结果,这是抹不掉的历史。
        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科幻小说有“硬科幻”与“软科幻”之分。我写的科幻小说,大体上也可以分为这两类,一类是比较偏重科学内涵,由这种科学预测出故事情节,这算是“硬科幻”。另一类“软科幻”则是以科学内涵为依托,重点是由此铺陈开来,演绎出悲欢离合的故事,两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此外,也有的小说介于两者之间。
         其实,“硬科幻”与“软科幻”之分,也是人为的界定,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并非事先有一个框,执意要硬要软,多半是根据作品的情节安排,人物角色的确定,随着故事的进展自然而然形成的。
        根据我很有限的创作实践,不论是写“硬科幻”还是“软科幻”,我觉得科幻小说除了要有故事、人物、主题,讲究悬念、人物性格刻画和注重语言风格外,还必须设计一个科学构想。这是科幻小说有别于一般的小说的特殊之外,也是它独有的创作规律。也就是说,科幻小说既要有文学构想,还要有一个科学构想,这是科幻小说是否具有独创性,是否出人意料的关键因素。
        有一点是值得一提的:从顾均正的《和平的梦》到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叶永烈的《腐蚀》、王晓达的《波》等作品,可以看出中国的科幻作家沿袭着一个可贵的传统,即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意识。“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当祖国面临强敌威胁之日(不论是日冦侵华之日,还是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之时),他们都以自己的作品向世人展示了与敌人殊死抗争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用科学发明的利器(科幻作家头脑中的发明,如死光),与敌人一决雌雄的胆识,这是很可贵的。只是这些,似乎很少引起评论家的关注。
         说来惭愧,我进入科幻小说这个园地是比较晚的。1978年初冬,在厦门鼓浪屿,中国海洋学会科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我有幸参加。许多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在十年浩劫后再次重逢,都感到特别高兴。
        当时,中国大地刚从寒冷的冰期苏醒,被长期禁锢的思维开始活跃起来。鼓浪屿充满诗情画意,那明丽的阳光、忽涨忽落的潮水、宁静的月色和清新的海风,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氛围,使我能够冷静地去梳理纷乱的思绪。
        记不清是哪天晚上,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像历经战火的老兵回忆战场的轶闻和身上疤痕的来历那样,大家各自讲述那场记忆犹新的浩劫,以及更早年代发生而新近披露的故事。谈话是随意性的,没有主题,东拉西扯,如今也记不清所谈内容了。一位来自成都的朋友讲述的一个女子的坎坷经历、身受的磨难以及她的悲惨爱情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那一夜,月色皎洁,林木吐香,鼓浪屿巍峨的日光岩的倩影和繁星点点的夜空,在我的脑海里幻化出虚无飘渺的世界。我的心中涌起创作的冲动,很想将这个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故事写下来。
        如何把现实的感受化作文学的创作,我一时难以决断。当时,中国文坛兴起风靡一时的伤痕文学,以我所把握的题材,还有其他耳闻目睹的故事,敷衍出一部曲折离奇的伤痕小说,大概是不太困难的。可是,我并不想将作品变成生活的复制,简单地让读者去回味身心留下的累累伤痕。我想得多些和深些,企图将一个特定的时代现象放在更广阔的时空去观察、去剖析,从而探究其中值得思考的内涵。为此我曾征询郑文光的意见,他是一位有丰富创作经验的科幻作家,他听我讲述了大致的想法(当时也谈不出太多,仅是粗线索的轮廓),毫不犹豫地建议我尝试写成科幻小说。
        离开鼓浪屿,我却陷入苦苦思索。想来想去,郑文光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只能写成科幻小说。在各种文学体裁中,科幻小说有着最大的自由度,表现的天地也极为广阔。不过,我对科幻小说十分陌生,如何将一个现实的题材敷衍成幻想的样式,放在虚幻的环境中去铺陈开来,在虚虚实实中展开主题,刻画人物,这都是事先要想好的。中国的科幻小说长期以来实际上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它仅限于表达理想的追求,或者是简单化地阐释科学、普及知识的故事,很少去触及现实,更谈不上对现实的批判了。因此,我写的科幻小说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拿捏怎样的尺度,都颇为思量,也有一定的风险。
        《月光岛》为什么没有写成“伤痕文学”,而写成一部科幻小说?从小说的艺术性来说,伤痕文学过于拘泥于现实,而当时中国的伤痕文学一哄而起,已经 很难写出新意,因此我不想去凑这个热闹。把《月光岛》写成科幻小说,对于扩大读者的想象空间、深化主题以及给残酷的人生悲剧点缀些虚幻飘渺的喜剧色彩,也许不失为一个较好的选择吧。
        在构思过程中,我始终忘不了鼓浪屿的夜晚,黑夜笼罩的岛屿,怒海狂涛,月色凄凉,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孩,命运坎坷。而鼓浪屿恰恰有一处屹立海边的日光岩……,于是小说便以《月光岛》为名。
        《月光岛》最初在我的朋友刘沙主编的《科学时代》1980年第一、二期连载。
        刘沙是黑龙江省科协的干部,一位憨厚善良的东北汉子,他那时工作热情很高,到处为《科学时代》组稿,我就把《月光岛》寄给他,似乎没有多久就发表了。
        一篇在哈尔滨的刊物上发表的科幻小说,有多大影响可想而知。不料,发行全国的《新华月报》(文摘版)于1980年第7期转载,因篇幅长,事先让我自己动手作了删改。这期《新华月报》同时发表了香港作家杜渐的长篇论文《谈中国科学小说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原载《开卷》1980年第10期),以及著名科幻作家郑文光对《月光岛》的评价文章《要正视现实——喜读金涛同志的科学幻想小说〈月光岛〉》。这样兴师动众地为科幻小说鼓吹,也反映出当时中国的一股科幻热。
         但后来,对《月光岛》的评价就变得冷峻了。甚至在一部科幻作品集收入《月光岛》时,编辑在“编后记”中针对小说结尾女主人公孟薇逃离地球飞向遥远的太空,写道:“这样写法,是否妥当,也还值得商榷。”
        这样的质疑是很有时代特色的,其言外之意十分清楚,还真是一个涉及国民性的极有代表性的问题。
        《月光鸟》和我的另一篇科幻小说《沼地上的木屋》结集出版,是在1981年3月由地质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是热心肠的叶冰如女士,她是科幻小说积极热心的推动者,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也是郑文光的科幻小说《飞向人马座》等优秀中国科幻名著的责任编辑,后来却不得不离开人文社,调到地质出版社、海洋出版社。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有一天,突然收到一包印刷品,打开一看,是四川省歌舞团打印的科学幻想歌剧《月光岛》剧本,封面注明“根据金涛同名科幻小说改编”,改编者是我不认识的钟霞、国政(执笔)同志。
        科学幻想歌剧《月光岛》是一部再创作的作品,改编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据剧本末页附言:“一九八○年十二月一稿新繁,一九八一年二月二稿成都,一九八一年五月三稿成都,”说明改编者花费了半年的时间,三易其稿才完成。
        由于消息闭塞,不知道四川省歌舞团后来是否将这部科学幻想歌剧搬上舞台,也不知道剧本是否正式发表。在中国科幻小说史上,恐怕是值得补上一笔的,因为这是第一部由小说改编的科学幻想歌剧。
        考虑到种种原因,主要是我胆子小,不想惹麻烦,后来出版个人的科幻作品集时,我主动没有收入《月光岛》。《月光岛》也没有再版过。我想它和我的其他作品的命运一样与时俱亡,也许是合乎生活的逻辑的。
        岂料,1998年2月19日,突然收到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第六编辑室来函,说他们拟出版一套“绘图科幻精品丛书”,信中说:“《月光岛》情节丰富曲折,科学构思奇特,其创意时至今日仍颇为新颖”,拟将它改编后收入这套丛书,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颇有点受宠若惊。于是,1998年10月,在初版过了17年之后,它又与读者再度见面,一次就印了1万册。
        20世纪80年代,中国有过科幻小说短暂的繁荣期,杂志也多,出版社也纷纷约稿。文学创作的激情是需要环境支持的,这是文学的生存法则。我在那个时期陆续写了些科幻小说,如《马小哈奇遇记》《人与兽》《台风行动》等,也是应运而生,虽然谈不上有什么成绩可言,但毕竟也点缀了那短期繁花似锦的科幻文坛。到了80年代后期,科幻小说交了华盖运,许多刊物纷纷落马,出版社也不敢出版科幻小说了。很快,电闪雷鸣,暴风雨来了。
        我想起小时候在乡间见到暴风雨袭来前的情景:群鸟惊飞,小草发抖,大树的枝叶惊慌地摇摆,空气中有一股呛人的尘土和血腥味道,一切生灵都在惴惴不安。唯有那暴虐的狂风在欢快地嗥叫着,那残忍的闪电也在云层中吐出恶毒的火舌,那久已沉默的雷声终于找到发泄的时机……
        暴风雨达到了预期目的,群芳凋蔽,万木萧疏,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
        不过,在科幻文学凋零的岁月,倒是一些以少年儿童为读者对象的刊物顶住压力,以非凡的勇气支撑了中国的科幻小说,给科幻小说提供了一点生存空间。我记得那时除了四川的《科学文艺》在刘佳寿、杨潇,谭楷、周孟璞的主持下,几易其名以图生存,最终以《科幻世界》单独支撑起中国科幻小说的大旗;上海的《少年科学》(主编张伯文)、《儿童时代》(主编盛如梅)也没有中断发表科幻小说,这是令人难忘的。它们是狂风怒号的大海中的救生筏,是暴风骤雨的荒原上的草棚……
        我此后仍然断断续续地从事科幻小说的写作,热情已经不似当初的痴迷,倒是有了抗争的勇气。
        彷徨于大漠风沙之中,我为科幻的呐喊,至多也只是希望沙漠似的中国科幻文坛增添一点绿色,让扼杀者心里不那么舒服,也借此告诉此辈,科幻不是那么轻易地能够斩尽杀绝的。《失踪的机器人》《马里兰警长探案》《冰原迷踪》《小安妮之死》《火星来客》《台风袭来的晚上》等,便是这个时期的收获。当然,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尽如人意,愧对逝去的岁月。
        2009年《科幻世界》30周年特别纪念(1979—2009),将《月光岛》列入“中国科幻30年九大经典短篇”之一,并收入《科幻世界》30周年特别增刊。同年5月,湖北少儿出版社再版《月光岛》(同时收入我的另一部科幻小说《马小哈奇遇记》),纳入该社“科普名人名著书系”。2014年8月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月光岛》中英对照本,纳入“中国科幻小说精选”。在此前后,得知《月光岛》有了意大利文本,但我仅看到复印件,没有收到样书。
        最近,大连出版社拟出版包括《月光岛》在内的科幻小说《月光岛的故事》。从1980年问世以来,这本小书历经风浪,35年后还没有被读者遗忘,而且还悄然走向世界,对此我是很高兴的。
        这部小说忠实地、艺术地浓缩了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因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人的尊严一文不值,人的生命可以任意践踏。也许,正是小说超越了时空,至今还有点生命力,能够博得今天和明天的读者一声叹息的原因吧。
 
        
 
        谈及科学文艺,我个人比较偏好科学考察记。个中原因,恐怕是与我的个人兴趣尤其是所学专业大有关系。我读大学时就参加过沙漠考察,我很痴迷早期探险家和航海家前往南北极、青藏高原、中亚内陆以及非洲内陆、南北美的考察与探险。他们的科学考察记曾经让我兴奋着迷,我也不止一次做过种种不切实际的梦。
        生活不容许我做白日梦,大学毕业就被迫改行,很多年伏案爬格子,白白浪费了宝贵的青春年华,可以说是一事无成。不过,就在这时,可遇不可求的机会突然降临了。
        20世纪80年代初,地球最南端的那块冰雪大地——南极洲,忽然成了中国人关注的对象。新闻记者的消息比较灵通,我从各种渠道获悉我国年轻的科学家董兆乾、张青松到达南极洲的澳大利亚凯西站,他们一回国,我便及时采访了他们。我写的报告文学《啊,南极洲》发表后反响也比较大。我敏感地意识到:中国人涉足南极洲已经指日可待,种种机缘此刻也唤醒了我对冰雪大地的激情。
        1984年,当中国人派出第一支考察队,前往地球最南端的南极洲,到那个寒冷的、暴风雪肆虐的大陆时,我及时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经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批准,我作为特派记者,参与了这次考察活动。后来才知道,我此前发表的有关南极的报道、文章和著作,在这个节骨眼上成了很有效的通行证,因为很多队员早就从报纸上认识了我。
        我因报名最晚,签证办不下来,赶不上与考察队同乘一船,只能独自走另一条线路。岂料这样一来,倒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的行程几乎在地球上转了一大圈,先飞往美国,然后又飞往南美的阿根廷和智利。时间很充裕,我有幸在这些国家逗留多日,由此获得了对西半球的深刻印象。当中国考察船“向阳红10号”经受了太平洋的狂风恶浪,驶抵南美洲的火地岛时我才上船,开始了南极之旅的漫漫航程(去南极,立了“生死状”,如遭不幸,尸体不能运回)。
        接下来几个月,我亲历了五星红旗在南极第一次升起的历史时刻,目睹并参与了中国长城站建设的日日夜夜。踏着积雪跑遍了乔治王岛西海岸,访问了神奇的企鹅岛,以及邻近的智利、苏联和乌拉圭考察站。最难忘的是南大洋考察的日子,当考察船越过南极圈时,咆哮的狂风卷起排山倒海的巨浪,船只在波峰浪谷中摇晃颠簸,随时都有可能船毁人亡。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也真切地感受到冰海航行的危险。这次南极之行,为我创作科学考察记提供了舞台。
        在科学文艺广阔的领域,科学考察记是一个特殊的品种,它不能像科学童话、科幻小说或科学小品,坐在书房里就可以写出来。科学考察记类似新闻报道,必须亲身参与,以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去捕捉考察活动的全部信息,除此之外,似乎没有捷径可走。
        在整个南极考察期间,当年在大学参加沙漠考察的经历对我有很大帮助。首先,我牢记前辈的箴言:“不要相信你的记忆力!”这话的意思是:你务必勤奋地记考察日记,不论天气多么恶劣、身体多么疲惫、在大洋上遇到风浪而晕船,你都要坚持记日记。那种以为自己记忆力强,可以事后凭回忆来弥补的想法,往往是很不可靠的。回想当年读达尔文乘小猎兔犬号环球航行写下的详尽的日记,便对这位生物学家不能不肃然起敬。
        要写好科学考察记,还要尽量多跑多看,接触科学家和船员水手,采访他们,和他们交朋友。几个月的南极考察,特别是海上航行,人是很疲乏的,情绪也受到影响,但是必须克服心理压力,始终保持新奇的敏锐感,当发生和发现新的情况时,务必出现在现场,这样才能获得第一手资料。在整个考察期间,当考察船航行在别林斯高晋海遇到重大险情时,当小艇前往南极半岛因水浅不得不弃舟赤脚涉水登岸时,以及乘橡皮艇迎着风浪前往纳尔逊岛……我都有幸参与了全过程,因而也获得相应的回报。
        当然,科学考察记的深度和价值,还和作者的知识面、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积累,以及文学修养和语言表述能力大有关系,这就不必细说了。除此之外,科学考察记还是一门令人遗憾的创作,由于客观条件或主观失误,我往往没有抓住一些应该抓住的细节,等我下笔时为时已晚。这类教训实在太多太多了。
        从南极归来,科学考察记《暴风雪的夏天——南极考察记》很快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1986年12月),1999年又收入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科普佳作选”。我在第一次赴南极的7年之后,又一次重返南极洲的冰雪世界。这一次是和浙江电视台合作拍摄《南极和人类》(导演姜德鹏)的电视专题片。为了收集更多的材料,我们乘直升机、橡皮艇、雪地车前往乔治王岛的波兰、阿根廷、巴西、俄罗斯、智利、韩国的考察站,以及纳尔逊岛的捷克站,还专程前往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太平洋的复活节岛和塔希提岛。2012年经樊洪业先生推荐,《暴风雪的夏天——南极考察记》补充我的第二次南极之行内容后,被纳入“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易名《我的南极之旅》,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荣幸的是,湖南教育出版社不久又以《向南,向南!——中国人在南极》为书名,重新印制出版(责任编辑李小娜),该书荣获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往事如烟,恍如隔世。我以庸劣之材,混迹于科普文坛,实在没有多少业绩。只是对我个人而言,每当我投身大自然的怀抱,双脚踏上坚实的大地,那泥土的芳香、那烫脚的黄沙和冰冷的雪原,总是使我忘掉人世的倾轧和喧嚣,我的心境会变得纯净澄明,我也会从大地吸取营养和力量,愉快地拿起笔来。
        大地,永远是我的创作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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