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科普中国智库•魏公村讲坛”是中国科普研究所依托“科普中国智库”专家资源，面向科协魏公村办公区搭建的常态化学术交流平台，以“开拓视野、夯实基础、促进协作、提升能力”为目标，邀请智库专家解读前沿科技动态，分享科研学术进展，促进科研创新，营造学术氛围，助力干部科学素质和能力提升。本文整理自讲坛第八期贾鹤鹏教授《如何构建中国科普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基于最新科学传播研究的反思》。

苏州大学贾鹤鹏教授以“构建中国科普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为题，基于苏州大学科技传播团队在科技传播中的系列开创性研究，展示中国特定的制度、文化与组织环境对中国公众在科学认知、科学素质、健康行为、环境态度方面的独特影响，中国科学家开展科普的影响因素，以及中国开展科普工作成效的作用。并探讨如何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契机，把学术进步、理论发展和回应时代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开创中国科普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

一、西方科学传播理论的反思：科学素质的再审视

贾鹤鹏教授系统梳理了其团队近五年在科技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提出中国“科普”与西方“科学传播”在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科普的核心是国家动员体系下的科学信息传递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行动动员，而科学传播则是个体化、效果导向的传播行为，两者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方法论层面，更关乎知识论的根本分歧。

贾鹤鹏团队以国际前沿理论为参照，对西方学界近年来对科学素质作用的研究做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呼应。他指出，传统观点认为，提升公众科学素质能直接促进对科学议题的理性判断，但研究发现，科学素质的作用是高度情境化的。比如在疫苗接种中，高科学素质者因意识到“紧急使用授权”的局限性而更反对强制接种；在气候变化议题中，科学素质虽能提升对科学共识的认同，却无法预测因经济成本等现实因素主导决策的低碳行为。

单一的知识普及对于解决复杂的社会争议作用是有限的，这是因为人们对争议性议题往往态度先行，而在这种情况下，高科学素质者反而更擅长去搜集证据或形成逻辑链条以强化其既有立场。科学素质在驱使行为方面受到情境影响，但却有助于减弱各种不实信息对人们行为的影响。这也意味着，我们在进行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时，不能忽视公众的既有立场，也不能无视宏观因素对人们科学认知的影响。科学素质需要与情感、价值观、制度环境等变量协同作用。

贾鹤鹏教授指出，这些研究既丰富了我们对科学素质的认识，也带来了构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强烈需求。这种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既要考虑国际上最新的理论进展，用中国的研究成果来丰富国际理论进展，同时又必须把中国人的行为特征考虑在内，比如对科学素质发挥作用的影响因素方面。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这也意味着公民科学素质对中国人认知和行动判断可能起到更大的激励作用。

二、中国科普的独特性：组织化与制度依赖

贾鹤鹏团队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中国科普行为“组织化”、信息传递双重路径和科学方法传播困境三个特征。

1.科普行为“组织化”的本质 中国科学家参与科普的意愿与对科普的态度无关，而取决于机构认同、领导支持和与科普专员的互动频次等因素。疫情期间，接受过科普培训的科学家因“组织依赖”相较而言反而更少主动科普。需要从管理学的视角进一步研究中国科普的组织效能的发挥。

2.信息传递的“双重路径” 科普的组织化需要与开放性结合，才能避免过度行政化导致的传播失效。中国科协推动的“科技期刊媒体面对面”项目显示，组织化的传播提升了论文引用率，但媒体报道本身却并未显著增加。其原因在于新闻稿主要由期刊编辑的学术逻辑主导，而非市场化科普团队的公共逻辑。这说明，我们既要借助组织性力量提升中国科普的效能，但同时又不能忽视市场化的技能因素。

3.科学家精神的“祛魅”困境 当前科学家精神方面的宣传比较侧重“宏大叙事”，忽视了质疑、实证等科学方法论的传递，也相对忽视了对中青年科学家科学成果的宣传。如何通过科学家精神宣传来提升公民的实证、分析和探究能力，以及为一线科研工作者提供更多的精神激励，我们可以参照国际的一些做法。如部分国外科技馆主要通过“what if”式提问引导公众模拟科学家思维，引导公众去站在科学家层面思考，或是展现科研工作的后台，让科学家具体的研究探索直接呈现传播出来。在这方面，大模型技术有助于科学家投身科普，实现科学思考过程的可视化，呈现科学研究的后台工作，提升科学家精神的覆盖面并改良其传播路径。

三、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从科学传播到国家创新

贾鹤鹏提出，中国科普学的核心命题是“国家如何通过组织化体系最大化个体科普效能”，主要需要突破学科定位、原创突破和大模型赋能三个瓶颈：

1.学科定位：管理学而非传播学 科普学应纳入国家创新体系的管理框架之中，研究政策工具、组织激励、资源分配如何让科学家、媒体、公众协同参与，助力发挥国家战略目标中科普对创新的促进作用。科普工作必须从单纯的传播科学知识，变成促进创新链条向社会各界延伸，这包括传统的公众参与科学，但此处“公众参与科学”是实际发挥自身能力成为创新链条中的一员。

2.原创科技与科普的共生 中国创新正在从“技术跟踪”转向“原创突破”，原创成果需要公众理解以获取社会资源并调动公众参与（如量子通信、合成生物学的伦理争议）。科普需要介入创新全链条发挥作用，但目前存在科普内容和科普能力滞后于前沿科技发展的问题。一方面，对经典科学知识的传授仍然远远大于对创新科技成果的传播，现有科普工作在反映创新过程与创新精神方面存在不足。另一方面，需要在制度层面努力克服科普相对于创新的从属位置，并且要面向社会各界更广泛的开放，让社会力量能直接参与到各种形式和各种层次的科普工作中。

3.大模型的赋能作用 大模型可解决组织化传播的“效果短板”，如通过AI生成个性化的科普内容、模拟科学争议场景等，助力提升科普传播的精准性和效能度。需要推动制度创新来形成科学家、科普工作者和大模型三方合作，共同打磨能向公众呈现科学过程、创新过程和科学思考的科普产品，并让公众实现“参与”，才真正能让大模型成为助力我国科普能力建设的有效手段。

贾鹤鹏强调，“科普学的终点不是讲好科学故事，而是让科学成为国家现代化的有机组成。”中国科普不是“科学传播的本土化”，而是以国家需求为核心的知识重构。我国科普的自主知识体系，从根本上需要回答“如何通过制度设计让组织化科普‘活’起来”，“如何通过重塑科普模式让公众成为创新链条的成员”，“如何平衡科学理性与社会情感”以及“如何让科普从‘告知知识’升级为‘赋能创新’等本质性问题。